我是一个看书经常会“看偏了”的心不在焉的阅读者。
两年前，我阅读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奠基者蕾切尔·卡逊的《寂静的春天》一书时，注意力就又“岔了道”。全书看下来，我虽然对蕾切尔·卡逊女士开创和投身环境保护事业的前驱精神非常敬佩，但我却更被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为该书撰写的新版序言所吸引。序言开首第一句话即坦荡陈说：“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，给《寂静的春天》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，因为它是一座丰碑，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。”我自己愿意诚心诚意地承认，即使戈尔确实只是表达一种姿态，这其中也仍然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。在这篇序言的后一部分，戈尔继续写道：克林顿－戈尔政府的环保政策有很多缔造者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（指蕾切尔·卡逊），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，“但在精神上，蕾切尔·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。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，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。”应该承认，这种情怀正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所较少具备的。
突然讲起上面这一大堆话，是因为我最近又阅读了麦克·哈特所著的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》。无独有偶，这本《……100名人排行榜》的封底印了一段培根的话：“智慧与学术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远比权力与统治者更持久。在《荷马史诗》问世以来的25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，不曾有诗篇遗失，但却有多少宫殿、庙宇、城堡以及城市荒芜或是被焚毁”？（译文略有改动）翻开它的书页，审视它别具匠心向我们展示的名人阵容，你能够体察到这确实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某种深层规律的揭示。在惯常的历史叙事谱系中，总是国家和政治人物充当主角。这也是曾经困扰麦克·哈特的最大障碍。他在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进行反复考量后，毅然决定舍弃常见的历史叙事标准，而设定了一种具有全新意义的新尺度——一个凸显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尺度。哈特说：“我所注重的是这些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，而不是他本人是否伟大。”在解释为什么牛顿的排名（第2位）置于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华盛顿这样重要的政治人物，以及耶稣和佛祖释迦牟尼这样重要的宗教人物之前时，他说：“虽然政治变迁是重要的，但公正地说，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500年之后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同他们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500年时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两样。……但科学发现不仅带来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命，它还完全改变了政治和宗教思想、艺术和哲学。”在哈特看来，宗教和科学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，其次才是政治家和武夫，文学艺术殿后。因而，在他的排行榜上，科学家和发明家最多——36人，政治和军事人物次之——31人，哲学家14人，宗教领袖11人，文学艺术家5人，探险家2人，工业家1人。
由于作者的着眼点在“影响人类历史进程”这样一个向度上，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全然出乎我们意料的景观。哈特的“坐标系”在习惯了传统历史叙事模式的人看来，必定会以为是荒谬绝伦；但愚以为，倘若将他的举动视作是在对传统历史叙事模式作出某种革新的努力，而不要过分拘泥于哈特所展示的具体排序，应该承认，这种尝试确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。我们应该着意把握和珍视的，就是这种尝试中所包孕的有价值的成分。任何事物，一旦长时期处于一种单一的、唯一的解释状态，就预示着它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正在老化或死灭。一种新的解释努力的出现，主要意义不在于它似乎带来了某种“新花样”，而意味着它为老化的空间带来了新的“生长元素”。由此观之，这本书对于那种维持着过分强调政治人物的文化语境的社会，也许尤其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。
 |
